刘世锦：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第三届中国保险业人才发展高峰会做演讲

（本文根据现场速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十九大刚召开不久，全国正在掀起学习、理解、贯彻的热潮，我本人也有幸参加了十九大文件的起草，当然这个起草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做一些交流。

1.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我觉得跟保险业是有关系的。保险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十九大提出这个概念有一个背景，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针对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十九大做出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判断。重要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讲三方面：

一是三大重要变革（核心内容）。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产业体系。产业体系四位一体。首先是实体经济，现在保险业、金融体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这个实体经济不是过剩，也不是泡沫的，而是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结合在一起，包括保险业。

三是经济体制。四位一体构成一个新的产业体系。经济体制主要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所以，简单说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三大重要变革、四位一体产业体系，三个“有”的经济体制。然后，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2. 三大重要变革是关键

为什么要提出三大变革，它是问题导向。问题导向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一，质量变革。中国人均收入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四、五万美元的差距在高端、细节、经验、数据、文化等等。质量变革与数量扩张难度更大、时间更长。

第二，效率变革。经济中的还有很多低效率洼地，如行政性垄断领域，杠杆过高、金融风险严重的领域，房地产泡沫严重领域。

第三，动力变革。劳动力总量从2012年开始下降，工资上升，所以，我们过去劳动力上的优势基本上在迅速消失。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技术进步、要素生产率提高，中国高质量人力资本的优势还是有的。如何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转向为人力资本优势，人口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这可能是下一步我们整个动力变革的主要内容。     

在三大变革中，质量变革是主体，效率变革是主线，动力变革是基础，最终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三大变革，必须深化一系列相关改革。

最上面黄线是证券业的利润率，中间绿线是房地产，最下面蓝线是工业企业。我们现在讲脱虚向实，先不说证券业，房地产前一段时间，有一些上市公司，实体经济搞了一、两年，赚了钱还不如在北京买一套房卖掉，是因为绿线比蓝线要高。所以，我们整个激励机制是有问题的，中国的金融行业占GDP比重超过8%，美国是6%多。所以这里面中国经济就是效率低，所谓不平衡的问题，在这里面都能够看出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强调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另外培育性的增长点，深化存量资源配置、优化优质资源、优质增量供给等等。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指出这些领域可以起到战略引领作用，但实际发展中的重点领域更多依赖于市场选择，不是发展那些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实体经济，重点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二者融合。

在互联网、数字经济领域，我国已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加上市场规模、产业配套、技术加速甚至局部领先的优势，很可能形成一系列新增长点和一批世界级的技术、产品和企业。

下一步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包括保险行业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降低全社会土地、能源、通讯、物流、融资成本，我觉得这个是建设现代化体系必须要做的事情。

来自民营经济家的呼声说，中国制造业成本高，是制造业缺少吸引力、脱实向虚或外移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为基础。尽管缺少系统数据，从可获取的数据看，中国制造业的土地、能源、物流、通讯、融资、环境成本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例如高于美国1-2倍。

中国成本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竞争不足，效率低下。因此，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准入，推动“行业混改”，将会带动大量有效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把深化土地、石油天然气、电力、通信、铁路、物流、金融等领域改革，切实降成本，作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效率变革的重点。

更加重视创新环境的建设。成功的创新主要源于区域性创新中心或创新型城市，除了国家队项目外，更重要的是形成市场导向的创新网络和环境条件，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科学家等创新主体的稳定预期，各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创新不同阶段金融产品的有效服务，产业配套条件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支撑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一个新提法，乡村振兴与农村振兴有重要区别。过去一些年主要是农民进城、农业为主，资源主要向城市流动，部分农村处于凋敝状态。乡村振兴并不所有村庄都要振兴，农业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的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根本不同。这是扶贫过程中的教训。这一轮的乡村振兴的主线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优化配置，包括人口、资金、技术、土地使用等。

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近年来一线城市房价上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大结构调整：大都市圈加快发展。2015年人口净流入前三位：上海981万，北京882万，深圳782万，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这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发达国家都曾经历的过程，具有规律性。中国将会形成若干个3千万至5千万人口乃至更多人口的大都市圈或大都市带。

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农村集体土地不够直接进入市场，房地产税至今未能起步，既有的城市化发展的理念、战略、政策不适应，致使房价过快上涨更多源于体制、结构和政策层面的推动因素。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供给侧改革，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至４０％以上。由各种资源集中于核心市区的结构，转变为城市核心区加大批小城镇的结构，形成优势产业支撑、快速轨道交通连接、优质公共服务、包容性强、绿色低碳的新型城市网络，加快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农民宅基地更大范围内流转、抵押、担保等，积极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租售同权，加快推出房地产税。房地产税与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关系，不同收入和居住条件下的税收减免等问题，都不难找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

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构优化和战略性重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可大可小、可进可退，而资本则应优进劣退，不断调整，才可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的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传统的过重产业结构中退出。

就保险行业而言，很多是国有资本，为什么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而不是国有企业？第一，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大，并不意味着资本规模大。如果负债率过高，经营状态差，国有权益资本可能处在收缩状态。第二，资本形态有更大的灵活性、可塑性，以便及时满足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第三，国企国资改革需要好案例，深圳走在全国前面，如华星光电，采取基金形态，支持创投，支撑基础设施发展等。

稳定社会、企业市场和企业家的预期。这次十九大给出一个清晰、长远的发展目标，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法制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创新创业，保护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我认为这次十九大提出保护人格权，在中国人权发展历史上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样对稳定整个社会和企业家的预期是很重要的。

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建立硬约束的预算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减税必须与税制改革相结合，形成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进一步提高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吸引外资，看重的是资金背后的技术、管理、体制机制、供应链、营销渠道、品牌等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素。

中国人均收入8000美元，总体上仍处在追赶期，必须谦虚谨慎，放低身段，善于学习，在创新的同时还不能放弃模仿，因为这样成本更低，进步更快。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持续改善投资营商环境。

3.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转向中速增长阶段

过去七年的经济增速回落，既有现实挑战，也有理论挑战。既有理论主要解释后起经济体的“起飞”，对起飞后的可持续性，何时并以何种方式“降落”，“降落”后的前景等缺少关注，更未形成有较好解释力的理论。三种主要看法：周期性波动，外部冲击，增长阶段转换。这也是近来年宏观政策分歧较大的重要原因。

我们判断2017年前高后低，事实上也是如此。2018年整个经济可能上半年有季节性回升，年中以后下行压力可能还会相当大。明年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基础设施投资，因为现在地方债务其实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今后三年增长6.3%即可出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此后中速增长平台可能调整到5-6%之间。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将决定金融市场走势。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最大的时期可能已经度过，如果转型顺利，生产率提高，中长期仍可能进入上升通道。中速增长平台形成后，根据国际经验，将可能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2020年和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定基础。